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对中国书法有着怎样的影

有关中国艺术审美中的哲学问题(节选).文/卢秀辉.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基本的哲学观。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,两种哲学思潮始终占主流。一是儒家学说,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,“独尊儒术”后,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,并延续至今。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“三纲五常”,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

  有关中国艺术审美中的哲学问题(节选)

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对中国书法有着怎样的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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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/卢秀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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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基本的哲学观。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,两种哲学思潮始终占主流。一是儒家学说,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,“独尊儒术”后,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,并延续至今。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“三纲五常”,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,用“五常”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用以调整、规范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,并把这些思想贯穿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体系中。“三纲五常”及其“大一统”、“天人感应”理论,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。然而,儒家的学说中缺乏民主思想,有的是集权、服从,没有民主权。从官方正统的统治手段看,连最萌芽的低级民主都不存在,这就使中国的政治总是置于一个高度的集权化。

  中国的文官选举制度“科举制度”,更是把儒家思想作为主要的考试内容,从隋朝大业元年(六O五年)开始实行,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(一九O五年)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,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。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阶级的思想领域,在中国,这一思想从不受学术界的置疑,这种在政治上培养愚民的做法,一直是官方追捧的政治手段。科举制度出现前的中国,用的是“察举制”,中国的人情社会其毒源于此,“察举制”使中国社会越来越人情化,越来越不公平化。现代中国的特色之一,就是讲人情。不讲人情的人,就是不讲人性的人,不讲人性的,在中西方的人际交往中,都是不能与之相交往还的。科举制度相对于察举制,是一种进步,但是,在扼杀最初的民主上,无疑是罪魁祸首。至清末,面对西方列强的优越的政治制度,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。

  有一点,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,制度的好坏,不能是否儒家思想,儒家思想的大方向,是中国社会架构的主心骨,对和谐社会的发展,对中国“永不称霸”的思想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。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就会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,产生负面的歧义。

  中国是个知识分子思想高度活跃的国家,自古以来,皆为如此。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学术上的极大的自由、极大的繁荣时期。形成了春秋(公元前七七O~公元前四七六年)、战国(公元前四七五~公元前二二一年)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——儒、墨、道、法、阴阳、名、纵横、杂、兵、小说,其中,道家思想引起了在野的知识分子的极大的共鸣。

  道家思想创始人李耳把“道”抽象化,概括为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。在他看来,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。他还提出“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的思想,摒除“天命”的绝对权威。这就对以“三纲五常”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提出了严肃的挑战。道家的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,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;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,转化的途径是“守静”。政治上提倡“无为而治”。无为是指不妄为、不胡作非为、为所欲为。至庄子,道家思想更讲究一切道法自然,不可强求,与儒家思想相反。这样的思想与“受命于天”的官方论调发生了冲突。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两种相悖的哲学思维上,能把二者有机的结合,居庙堂,则讲儒术;退江湖,则论庄子。这两种思维也把中国的文化推向了一个互为补充的关系。其中,最有意思的著作就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。

  《文心雕龙》成书于公元五O一年~五O二年(南朝齐和帝中兴元、二年)间。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、“体大而虑周”(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诗话篇》)的文学理论专著。全书共十卷,五十篇(原分上、下部,各二十五篇),以孔子哲学思想为基础,兼采道家,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,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、鉴赏的美学规律。

  从《文心雕龙》可见,虽讲文学,则用于文艺,远在六朝,刘勰在审美上就出现了两种思想的较量,出现了纠结。其立论源于儒家,他说:“征之周孔,文有师焉”,“征圣立言,则文其庶矣”。但是,在审美上他则倾向于道家思想:“《易》之《文系》,圣人之妙思也。序《干》四德,则八句相衔;龙虎类感,则字字相俪;乾坤易简,则宛转相承;日月往来,则隔行悬合;虽句字或殊,而偶意一也”。

  基本上,刘勰的审美思路决定了中国文人的大方向。比如,才高中国文明史的苏轼,在思想上,以保守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出现,在艺术上则强调“有为而作”,崇尚自然,摆脱束缚的道家思想,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他认为作文应达到“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”(《答谢师民书》)的艺术境界。

  这种思想延续到了上个世纪的初期,必然在西方文明冲击下,发生了大碰撞,结果,新时期就若干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,滥觞成了新文化运动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前夕,陈独秀在其主编的《新青年》刊载文章,提倡民主与科学(德先生与赛先生),批判传统、纯正的中国文化,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;面,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,则反对马克思主义,支持、主张白话文运动,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。而艺术界,陈独秀与吕澂在《新青年》以通信的方式,陈、吕均用《美术革命》为题目(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一号),拉开了一场对中国画的彻底之否决的空前的大讨论,是此大讨论,是上个世纪中国美术史、文化史有关中国画前途的第一次大讨论,其影响之大,一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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